母亲那时是歌剧团中所有的主角儿。有一些黄旧的相片，上面十八岁的母亲，一袭背带工装裤，一件白麻衫，眼睛骄傲天真，却是有了一个人。
后来这个人是我的父亲。听来是这样：一天她忽然对他说：“你有许多抄不完的稿子？”
他那时是歌剧团的副团长，也在乐队拉几弓小提琴，或者去画两笔舞台布景。有时来了外国人，他还凑合做做翻译。但人人都知道他是个写书的小说家。他看着这个挺唐突的女子，脸红了，才想起是剧团的名角儿。
在抄的工整的书稿中，夹了一张小纸签：“我要嫁给你！”
她就真嫁给了他。我还是个小小姑娘时，发现妈妈爱父亲爱得像个小姑娘，胆怯又有点拙劣她把两岁的我抱着，用一个舞台化的姿势，在房里踱步。手势完全是戏剧中的，拍着我，唱着舒伯特的《摇篮曲》，唱得我睡意顿时云消雾散。我偷觑她已进入情绪的脸，眼神不在我身上。那时我还不明白她实际上是在唱给父亲听。她无时无刻地从父亲那里邀来注重、认同。
她维持那些没有钱，也没有尊严的日子--都知道那段日子叫“文革”。父亲的薪水没了。妈妈早已不上舞台，身段粗壮得飞快，坐在一张小竹凳上，“吱呀”着它，一晚上在桌子上剖小鱼。她警告我们：所有的鱼都没有我和哥哥的份，都要托人送给乡下“劳动改造”、一年没音讯的父亲。
几百条小鱼被串起来，被盐轻腌过，吊在屋檐下晾。最终小鱼干缩成一片枯柳叶，妈妈在锅里放一点儿油，倒油之后，她舌头飞快在瓶口绕一圈，抹布一样。不知她这种寒碜的动作什么时候已做得如此自如。煎鱼的腥气胀在房子里，我和哥哥折磨得没觉了，起身站在厨房门口。
“小孩子大起来有地吃呢！”她发现我们，难为情地红了脸，像个小姑娘偷递信物时被人捉了个准。“爸爸现在好瘦，好瘦。”带信回来的人只说父亲黑瘦了些，她心里的父亲便形同枯骨了。
她一条小鱼也没有请我和哥哥吃。我们明白那种酥、脆。连骨头都可口。然而我们只有嗅嗅、看看，咽回一泡又一泡的口水。
父亲回来后，只提过一回那些小鱼。说，真想不到这种东西会好吃。后来他没再提过小鱼的事。看得出，妈妈很想再听他讲起它们。她诱导他讲种种事，诱他讲吃，父亲却再没讲出一个关于小鱼的字。几年中，成百上千条小鱼使他存活下来，使他仍倜傥地存活下来，妈妈围绕着父亲，以她略带老态的粗壮身段在父亲面前竭尽活泼。这时，已长大的我和哥哥有些为这个还是小姑娘的母亲发窘。她似乎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变化，也没意识到父亲的变化。
又有这个那个出版社邀他写作了。他又开始穿他的风衣、猎装、皮夹克，在某个大饭店占据一个房间。他也有了个像妈妈一样爱他的女人，只是比妈妈当年还美丽。
一天，哥哥收到爸爸一封信，从北京寄来的。他对我说：“是写给我们俩的。完了，他要和妈妈离婚了。”
信便是这个目的。让我和哥哥说服妈妈，放弃他，成全他“真正的爱情”。他说，他一天也没有真正爱过妈妈。这点我们早看出来了。他只是在熬，熬到我们大起来，他好有写这封信的这天。我们也看得出他在我们身上的牺牲，知道再无权请求他熬下去，而这个呕心沥血爱了大半辈子的妈妈呢？
许多天才商量好，由我向妈妈出示父亲的信。她读完了它，一点声音也没有地靠在沙发上。好象她辛苦爱他那么久，终于能歇口气了。
哥哥这时走了进来，这屋沉默让他害怕。
她看看我们兄妹，畏惧地缩了一下身子，她看出我们这些天的蓄谋；我们决不会帮着她死气白赖地将父亲拖回来，并决定牺牲她来把父亲留给他爱的女人，她知道她是彻底孤立了。
“他怎么会吃好饭--住在那种大饭店里？”她说。在几小时内，这是她唯一的话。
这一夜，我们又听到了那只竹凳的“吱呀”声，听上去它要散架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几窜被剖净的小鱼坠在屋檐下，初阳中，它们是纯银色。
父亲从此没有回家。一天妈妈对我说：“我的探亲假到了。”
又是一屋子煎小鱼的气味。我们都成年了，也都不再缺吃的，这气味一下子变得不那么好闻。哥哥半夜跑到我房间：“叫她别弄了！”他说：“现在谁还吃那玩意儿？”
我们却都忍不下心对她这么说。我并且陪她上了“探亲”的路，提着那足有二十斤的烘小鱼。只是朦胧听说父亲在杭州一个饭店写作。我们在一家廉价旅馆下榻，妈妈说就暂时凑合，等找到父亲。。。我心里作痛：难道父亲会请你去住他那个饭店吗？
四月，杭州雨特稠。等到通过各种狠声恶气的接线生找到父亲的那个饭店，他已离开了杭州，相信他不是存心的。谁也不知他的下一站，绝对无法追踪下去。我对妈说：冒雨游一遍细活，就乘火车回家。
妈妈却说她一定要住满七天。看着我困惑并有些气恼的脸，妈惧怕似的闪开就、眼睛，小姑娘认错般地嘟哝：“邻居、朋友都以为我见到你爸了，和他在一起七天。。。”她想造一个幻象，首先是自己，其次让所有的邻居、朋友相信：丈夫还是她的，起码目下是。她不原让自己和别人认识到：她半途折回，或者是被冷遇而回的。
她如愿地在雨中的小旅馆住满了七天。坚持过完了她臆想中的与父亲相聚的七天。
等上了火车，我发现行李中少了那个装小鱼的竹篓。我没有提醒妈妈。它该是个最痛的提醒。亦或许，她有意将它遗失在哪个角落。
父亲再婚后很幸福。妈妈见到我就问：“会做菜吧？”我当然明白她指谁，我说：“做得很好。爸爸也戒烟了。。。”她赶紧垂下头就走开。无论说爸爸的新夫人好不好，她都不敢听。
临回北京，我见她又把那竹凳搬到厨房。还是一堆小鱼儿，我不阻止她，懒倚在晾台上欣赏她工匠般的操作。她说：再有场“文革”就好了。你爸又被罚到乡下，低人九等，就没有女人要他了，只有我要他。她不敢抬头看我，怕我看见她眼里那片无救的天真；还是小姑娘那张因非分之想而绯红的脸。
我将一篓子烘熟的小鱼捎到爸爸那里。正是高朋满座的时候，桌上是继母的国宴手艺。我对爸爸使了个眼色，将他熟识的竹篓搁在了一边。他瞪了它一会，似乎也愁苦了一会儿，又去和一桌朋友嘻天哈地。
这天父亲醉倒，当七八个客人的面，突然叫了几声母亲的名字。客人都问被叫的是谁，我自然吞声。继母善良美丽的眼里，全是理解，全是理解。。。